“中国社会学传统”专题回顾

专题导言

探寻中国社会学之道，必须直面时代问题，而时代之问要想扎根大地，生长出新的社会生命可能，就还必须接续和反思传统。本专题主要聚焦于晚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学早期传统，意在呈现中国社会学传统内在生命的多样性，也可算作对会社另一专题《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的接力。传统是个蛋，自孕有生机，研究工作何尝不是一种孵蛋的活计，满心期待着新生命的破壳而出。

鸣谢

专题策划人：吕雕（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文献回顾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的这些思想传统无论在研究上，还是在教学上，并没有得到今天学界的充分重视；很少有学者做此方面的专项研究，很少有学生以此为论题来从事论文写作，更是很少有学校将此类课程明确纳入到教学体系之中。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科，如若不探本求源，不始终坚持追溯自身的原初问题，而只是一味地嫁接、移植和复制别人的成品，就不会获得自身的自主意识，就没有能力发现自己的问题。西方学术界今天的蓬勃发展，恰恰是以不断回溯传统、解释传统和继承传统为前提的。由此，我们呼吁社会学界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作为深刻而长久的议题，并将这些传统作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源头活水。

就今日中国社会学而论，经过30年的重建和发展，现已站稳脚跟，并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更有意思的是，当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学面临着“解体”的危机甚或需要“为社会学辩护”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却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当然，大好的机遇，未必就有美好的结果。综观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态势，不尽如人意处不可谓少，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的社会学似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灵魂”或“精神”，尚未真正“安身立命”。“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呼声和尝试已然不少，但能够落实下来或者获得广泛认可的基础性学术建树，却乏善可陈！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本文试图从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反思，来探寻未来的可能之路。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中国社会学传统中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特色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息息相关，并因此而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特性。这一“为己”的传统同时也对于西方文明传统及其核心思想与问题资源抱持着充分的开放态度，有着扎实的研究。该传统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社会学在今天所受到的挑战和相关的争论都颇具启发，因为如何去界定和思考在中国社会学里的“中”和“西”的问题，同时固然是理论与方法论之争的核心议题，但同时也是如何理解处于中国“本土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核心议题。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梁漱溟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但其人生史却与同时代的社会学人有着一些微妙的交集，其关于“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著述和实践亦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形成或明或暗的对话，乃至相互映照，互为发明。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以陶孟和、杨开道、潘光旦与费孝通四位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例，梁漱溟与他们之间均存在着遇合、关联与对话。首先，在“中国问题”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进路既与陶孟和关注城市劳工阶级的取向形成对张，也与杨开道的乡约制度史考察构成互补。其次，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研究既与潘光旦在其儒家社会思想论述中重建“人的研究”的努力相契合，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反思。因此，要将梁漱溟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仅仅重访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并引申其当代价值是不够的，还需要循着晚年费孝通的思路，重新发掘梁漱溟的文化论与人生观对于社会学可能的意义。换言之，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社会学在思考中国时，也需要思考人心与人生。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历史意涵：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阐释当时乡村社会危机成因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大众动员的权力技术，更是革命政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中介机制。既往关于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或者只将其作为材料而忽略其背后的产生过程，或者受限于传统“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而忽略其实质意义。本文以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到苏区时期从事的主要农村调查实践与文本为核心考察对象，综合运用档案文件、回忆录、年谱、地方史志等多种材料，在社会思潮史、地域社会史等多重视角下，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理解为一种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重要政治传统，重新梳理其发生学过程，归纳其实践特征与运行逻辑。

本文通过对潘光旦先生文集的梳理和研究，指出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以研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天人之际”为基础，以研究政治和教育问题的时政文章为应用，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伦之际”的社会学。潘先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特点有三：一是强调社会的“自然”基础，即“位”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人化的社会学”，即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应用的核心都应该是“人”，因而强调了“育”的重要性。二者合二为一而为“位育”，表现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均衡与协调。三是其核心的人伦与位育思想基础是中国的传统儒学，其社会学思想可以视为传统儒学系统而完整的社会学表达。

吴文藻推进的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纲领的具体体现。他提出理论假设和实地研究并重的思想，其中理论假设即功能论主张，包括对整全视角以及有机性的强调，社区研究的实质是对在地文化的深入探究；实地研究是在理论指导下的田野调查，最终提出活的社会理论。吴文藻深受布朗以及马林诺斯基的影响，前者为社区研究提供了比较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者则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实情的经验文化论。吴文藻更青睐马林诺斯基的整全视角，批评了一元论乃至二元论思想。我们当下社区研究的一个主流范式是国家—社会二分框架以及权力视角，相比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思想，对社区的文化研究偏弱。吴文藻开拓的社区学派迄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它不仅对今天的社区研究，而且对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也深具启发意义。

本文讨论的是燕京学派在魁阁时期关于工业研究的核心思想。燕京学派始终将更高的社会价值赋予乡土工业，认为乡土工业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社会从乡土转向工业社会的基础。究其原因有三：（1）大工业导致人的异化问题无法解决，乡土工业的现代化缓冲了理性化个体出现带来的社会解体危机。（2）大工业不是唯一进入工业社会的途径。西方现代社会阶层化的组织方式主要得益于产业革命的结果，本身具有特殊性。（3）中国进入机器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了工业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现代化与新的社会组织相辅相成，而后者是决定性的。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〇本专题策划初稿由吕雕提出，经会社编辑部稍作调整后推出。

〇封面为纪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40周年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100周年所绘图。[图源：shehui.pku.edu.cn]

〇编辑 / 排版：窝窝